公元前2300年左右，一座龐大的史前古城在晉南的汾河之濱崛起。在這里，王族墓地、宮殿區(qū)、下層貴族居住區(qū)、普通居民區(qū)、手工作坊區(qū)等一應俱全，作為都城的基本要素，它全部具備。人們不禁將它和傳說中的“堯舜之都”聯(lián)系起來。這里出土的一件陶壺上，兩個朱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。一處半圓形遺跡，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臺。

①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壺上，兩個朱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。



②形似齒輪的陶寺文化器物。



③陶寺文化早期的銅鈴。本報記者胡雪柏攝

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，凡此種種，足以將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。然而，圍繞這些結論、推斷和分析，爭議之聲從未止息。

在7月30日開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，陶寺遺址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首次向民眾展露真容。

亦真亦幻一古城

陶寺遺址位于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，地處汾河以東，塔兒山西麓，距縣城約15華里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這個藏身麥田的考古工地，在47歲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，又有多糾結——他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、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。

這位謙和寡言的學者，只有談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壇壇罐罐才會興奮起來，娓娓道來不知疲倦。他說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遺跡，在他眼里都是活的。一座亦真亦幻的城，在他的腦海里不時閃現(xiàn)，“跟電影似的”。

那是一座都城。君處廟堂之高，錦衣玉食。民居江湖之遠，一貧如洗。

到了中期，城中掌權者易手。城址擴大數(shù)倍，社會更趨繁盛。城中恢弘的宮殿中，住著一位崇尚文德的“王”，城墻牢固，府庫充盈。官營的手工作坊里，工匠們開始掌握青銅鑄造技術，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稱頌“王”者。

文明持續(xù)300年，不料一朝衰落。亂世者，毀宮殿、扒城墻、挖祖墳。“王”們不見蹤影，成為千古之謎。

“考古最吸引我的，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偉大的人物對話。”何努說，這樣的快樂很少有人能夠分享。

然而正是這個給他帶來無限樂趣的陶寺遺址，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。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、枯燥和孤寂，何努總是一語帶過，真正讓他記憶深刻的，是發(fā)掘、求證過程的曲折。

更大的壓力則在于，無論是他對陶寺遺址的諸多論斷、推測，還是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，在考古學界都質疑者甚眾。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、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張長壽、徐蘋芳等人都出現(xiàn)在質疑者名單中。

這些學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讀書時的授業(yè)之師，或是他現(xiàn)在供職單位的老領導、老前輩，在考古學界個個一言九鼎，他們的質疑對于何努而言，其分量不言而喻。何努的同門師弟、天文史學家武家璧給記者講了這樣一樁往事，有一次何努去參加一個同仁聚會，面對眾多質疑，他當眾淚流滿面痛哭失聲。

不過何努表示，這些前輩學者的質疑都屬于正常的學術討論，不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。

兩個朱書符號

陶寺遺址發(fā)現(xiàn)于上世紀50年代。1978年至1984年，為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——夏朝的遺存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(lián)合山西臨汾地區(qū)文化局，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第一輪大規(guī)模發(fā)掘。

那時何努還是一名年輕學子，從小就對京城古塔寺院深懷興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(yè)，后專攻夏商周考古。

發(fā)掘結果表明，陶寺遺址與所謂的“夏墟”并無關聯(lián)。考古隊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區(qū)和墓葬區(qū)，發(fā)掘墓葬1300余座，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，出土了一批彩繪龍紋陶盤、玉器、彩繪木器等文物。從發(fā)掘的墓葬來看，當時的社會已呈現(xiàn)金字塔式等級結構，處在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致，有鼉鼓、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禮器，墓主應當是掌握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，初具“王”者性質。占墓葬總數(shù)90%的小型墓，墓壙僅能容身，死者往往身無長物，應是平民階層。

這些現(xiàn)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等級分化已十分明顯，充分說明了社會的復雜化程度和文明化進程。有學者很快將其同古史傳說中的堯帝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
有兩件出土器物引起人們長久關注。其中之一是一個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銅鈴。經化學定量分析含銅97.86%、鉛1.54%、鋅0.16%，采用合范澆鑄技術制造。雖然鑄造工藝粗糙，器壁厚度不勻，但合范澆鑄仍是前所未見的創(chuàng)舉。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樂器。

在陶寺遺址發(fā)現(xiàn)的一把殘破陶制扁壺，則可能改寫我們對中國文字史的認識。扁壺的兩側有兩個用朱砂書寫的符號，多數(shù)專家認為其中一個是“文”字，對另一個符號則分歧較大。何努將其解釋為“堯”，“文”、“堯”連起來解釋，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帝的一種稱頌。另有專家將后一個符號解釋為“命”、“昜”、“邑”、“唐”等字。也有專家認為，這不一定是一個字。

“（這兩個符號）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。”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說，甲骨文被發(fā)現(xiàn)時，經常是成串、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現(xiàn)，即便我們一時無法準確判讀出這些字符的含義，也不影響我們認定它就是文字。在陶寺遺址，目前發(fā)現(xiàn)的只有這么兩個符號，要下結論說那時已經出現(xiàn)文字證據(jù)不足。

王都和王陵

2001年，科技部決定將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確立為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，陶寺遺址再次成為焦點。

這一年，重回母校深造并獲得博士學位的何努從北大畢業(yè)，隨后進入社科院考古所，并被派往山西擔綱陶寺遺址的考古發(fā)掘。作為領隊，何努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：在兩年內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部布局。

一個一個探洞打下去，一鏟一鏟黃土挖上來，大地兩易寒暑，一座龐大的古城，漸次展現(xiàn)在何努面前。早期城址長約1000米、寬約580米，面積為58萬平方米；中期擴建成長約1800米、寬約1500米，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。

宮殿區(qū)位于城址東北部，在這里發(fā)現(xiàn)了1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，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——瓦和精美的刻花墻皮。宮殿周邊有一道20米左右寬度的空白地帶形成隔離，表明在這個時期，日后為都城所特有的“雙城制”已在孕育之中。

下層貴族居住區(qū)和大型倉儲區(qū)離宮殿區(qū)不遠，分別位于宮殿區(qū)的西南側和東南側。普通居民區(qū)位于城址西部，手工作坊區(qū)則在城址最南邊。在陶寺城址東南部，有兩個相距約300米的墓地。何努說，這分別是陶寺早期（公元前2300年—公元前2100年）和中期（公元前2100年—公元前2000年）的王族墓地，這兩個時期的王族之間不存在宗族關系，據(jù)此可以推斷，從早期到中期，陶寺地區(qū)經歷過一次政權更迭。

陶寺文化在中期達到鼎盛。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長5米、寬3.7米、深8.4米，在同一時期墓葬中，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(qū)都難尋能與之匹敵者。出土的隨葬品也令人驚嘆，在墓主遺骸正前方的墓壁上，嵌有一副豬下頜骨，兩側立著6把玉鉞，墓中出土的玉鉞總數(shù)達9把。何努介紹，豬的下頜骨象征財富，鉞則是王權、兵權的標志。在此前的考古發(fā)掘中，從未見過二者以這樣的組合方式出現(xiàn)。

4000多年前的這位“王”，究竟想向后人表達什么？后來何努查到，《周易》有云：“豮豕之牙，吉。”意思是說潛匿住豬的尖牙，吉祥。寄意通過威懾力將對方壓服，是為上策。何努分析認為，用豬的下頜骨和鉞組合起來使用，說明當時這位手握兵權的最高統(tǒng)治者崇尚文德，希望通過威懾力而非殺伐捍衛(wèi)政權。

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間，陶寺文化進入晚期并迅速衰敗。何努推測，陶寺文化可能敗于內亂。

在何努的描述下，一幅禮崩樂壞的末世圖景清晰呈現(xiàn)：宮殿、城墻、王陵悉數(shù)被毀，隨處可見死相慘烈棄于溝渠的亡者，連草草掩埋的跡象都沒有。

受質疑的“觀象臺”

位于城址東南部的一處建筑基址，是這一輪考古發(fā)掘中最引人注目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圍繞它的爭議也最多。何努稱之為觀象祭祀臺。

這是一個平面呈半圓形的平臺，在它的圓心觀測點，考古隊員發(fā)現(xiàn)一個里外三圈的圓形夯土構件。圓心觀測點以東約25米，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，地基之上已無遺存。何努發(fā)現(xiàn)，夯土地基上有多處特意留下的豁口，每道豁口寬20厘米左右。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？何努假設：夯土地基之上，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，豁口是柱子間留下的觀測縫。

在多名天文史學家協(xié)助下，何努和考古隊員歷經數(shù)年模擬觀測發(fā)現(xiàn)，站在圓心觀測點往東遙望塔兒山，在冬至、夏至、春分、秋分等重要節(jié)氣，正好可以看到太陽分別從夯土地基上幾道對應的觀測縫中升起。何努據(jù)此分析，當時人們就是通過觀測日出位置的變化來確定節(jié)氣和農時的，這個遺跡很有可能就是一個觀象臺，同時兼具祭祀功能。

在天文學界，何努的發(fā)現(xiàn)和推斷獲得較廣泛的認同。已故著名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把陶寺觀象臺的發(fā)現(xiàn)，稱為“中國天文考古真正的開端”。在中國科學技術館，陶寺觀象臺得以模擬復原，被當做華夏先民的一項重要科技成果介紹給參觀者。

然而，天文學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學界的質疑。正反兩方爭議巨大。支持者稱，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觀象臺，這一發(fā)現(xiàn)無疑可使華夏文明在天文學領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國。

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則表示，該處遺跡地表以上假設的觀測柱已經不復存在，僅僅憑借地基上的幾道縫隙不足以向上復原。這種先行假設，再根據(jù)假設去尋找證據(jù)的方法，簡直是“學術背叛”和“胡鬧”。

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牽頭人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也對何努提出質疑。“考古學界有一個傳統(tǒng)：挖到哪兒，說到哪兒。你現(xiàn)在只挖出了地基，就只能說到地基。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，是做什么用的，不能靠引申，得有證據(jù)，現(xiàn)在缺少這方面的證據(jù)。”身為何努師兄的趙輝直言不諱，但他并不認為何努是在“胡鬧”。

趙輝說，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學家有所不同，遭受的批評也比較多，但他的努力未必沒有價值，“但是你下結論不要太著急，你說"可能是個天文臺"也行”。

“再干一百年”

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，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牽頭人王巍看來，陶寺遺址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已經足以“改寫歷史”。

王巍表示，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，中華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，距今3700多年。但是陶寺遺址考古發(fā)現(xiàn)表明，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，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（文字、青銅器、都城）均已出現(xiàn)。而且，至遲到陶寺中期，該地區(qū)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。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，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。

在7月30日開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，主辦方直接將陶寺遺址命名為“堯舜之都”，似乎是想給這一重大考古發(fā)現(xiàn)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。

然而作為這一考古發(fā)掘項目的主持人，何努出言謹慎：“就目前情況來看，只能說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。”他不愿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，被卷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嘩。

對于陶寺遺址能否認定為“堯舜之都”的問題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，考古學有其局限性，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，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說中的人物，“關于他們的傳說，靠不靠譜還兩說呢”。

趙輝表示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，是要回答這樣一些大命題：中華文明如何起源、經歷了怎樣的發(fā)展過程？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發(fā)揮了怎樣的作用？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，為什么會形成這些特點？至于陶寺遺址，就現(xiàn)有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規(guī)模、內容等看，是個都城等級的遺址沒有問題，但能否將它坐實為“堯舜之都”，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，而且現(xiàn)在討論這個問題也還為時尚早。

“這么大的一個遺址，要想把它搞清楚，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，不要急著下結論。”趙輝這樣說。

常常因意見相左而和師兄“頂牛”的何努，在這一點上和趙輝的意見倒是完全一致。他說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，“至少還得干上一百年”。

過了這個夏天，過慣候鳥生活的何努將再次離家別子走向田野，去探究那座心中的“堯舜之都”，去尋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。